第一节楔子
未学佛以前，我很崇拜一个人——胡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四十自述。他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诸如:胡适文选、胡适文集、胡适文存、胡适四十自述......等等，而我现在打算要讲的题目则是:“六十自述”。为何要讲这个主题，主要是基于几个动机:首先，六十岁为一甲子，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其次，今天又发给了大家密教的法坛、供具，你们从今天起，真正起修“真言法门”，而为你们讲“六十自述”便有纪念意义;接着，我今年六十岁，又被拔掉了两颗大牙，因此不是“马齿徒增”而是“马齿徒减”了，又少了两颗牙，这说明我年纪真是大了。
古来诸佛祖师、高僧大德也都有叙述他的生平以及修行、得法事谊者，譬如:禅宗的六祖惠能大师，在六祖坛经中，第一品行由品，便有简要地介绍他的身世、求法及得法事谊;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常宣讲他当生的生活及修行，乃至过去生的生活及修行事迹(本生故事)，其目的皆在启迪后来众生。所以，基于以上几点理由及动机，现在我也来讲一讲我的身世及求法、得法的历程，其中有一些
327曾在“乘着本尊的翅膀”一文中提到过;有些则在“高野鳞爪”及“高野山日记”中有较详尽的陈述。今天囿于时间上的限制，有些内容无法讲得十分清楚;有一部分则是对于过去所讲过的内容，加以补充，另有一部分则是稍作复述以加深印象。
第二节我的家世
首先，我俗姓游，台湾人常以日语发音，称为“abula”(あぶら，阿补剌)其实这样是错误的，在日文中，“阿补剌”是指猪油、麻油的“油”(而非游泳的游);而且正确的发音，重音应该是在第一音节，而非第二音节，亦即应念成:ぶら，但我们台湾人普遍都念错了，都把重音放在第二音节上，然而积非成是，大家都这样念，你若正确发音，恐怕一般台湾人反而听不懂。
我是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出生于台北市万华柳州街旁边巷子的一户人家，我们住的那个里叫“泰安里”，因为是出生在泰安里，所以我父亲把我取名为建泰;他的用意是希望这孩子将来长大后，能够“建”设“泰”安里。后来我学佛之后，发现我不该只是建设泰安里，而是应该成就三千大千世界、成就佛国，让众生皆能往生我国。母亲生我时，已经四十二岁了，算是高龄产妇，上了年纪了。因为我母亲晚生我(我是老么，上有四兄四姐)，当时母亲年纪已大，所以已经没有母奶了，因此，我在婴儿阶段，不是喝母奶长大的，而是妈妈将买来的米糕捣成粉，冲水后给我喝。那时适逢二次世界大战后，再加上家贫，喝不起牛奶，并且我们也不是基督徒，所以也领不到教堂的奶粉，所以母亲只好用“糕仔水”代替奶水给我喝。
因为近中年才生我，所以，她不太敢带着我出门。后来我长大我妈才告诉我，她曾背着我出门，便有熟人问她:“那是妳孙子啊?”她觉得很窘。从此每逢她外出工作或办事时，因不知要怎么安置我，所以就索性将我放在祭拜祖先及供奉神明的大红方桌上，那张桌子，同时也是我们吃饭的餐桌。将一个两三岁、三四岁的小儿放在神桌上，那可不是很危险的吗?而且很奇怪，我妈那时候怎么不会担心，万一我不小心从神桌上跌下去怎么办?但是更奇怪的是:我从未跌下去，而且也从未想要下桌去:我独自一人在那儿玩那些拜拜时烧过的香枝，因为我家有三个姓一个姓游，是我本家;一个姓王，是我母亲娘家;一个姓吕，是我外祖母娘家，所以神案上有三个香炉，我都还记得，我每天都在玩那些线香烧剩的香脚与香灰，玩得不亦乐乎，不哭、不闹、也不害怕。这是我的幼儿时期的生活特写。我的生日农历是七月二十日，国历是八月多，因为
小时家境清寒，家里小孩又多，母亲总共生了十三个小孩，我排行老么。其中有一名流产，所以名义上我排行第十二，而我出生时父亲年纪很大，大约五十四、五岁，当时父亲是在日据时代的气象台里当一名小职员。我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出生，而台湾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光复，所以我是在台湾刚光复后的转接点时出生的。当时父亲坚持要把我抚养长大，但母亲认为孩子太多了，而且家里也已经有好几位男孩，所以生下我后，一直想把我送给别人抚养，大概是宿世因缘，我注定要在这个家庭长大，一直都未有人来领养;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母亲生下我后，一直未向户政事务所作出生登记，一直拖到那年的十二月一日才去报户口，所以离我真正的生日，晚了大约三个多月，才报出生登记，有没有受罚并不清楚，但区公所的职员当时确有责问:“怎么这么晚才来报出生登记?”母亲没有吭声。因而推知，当初之所以未立即去报出生，很可能是踟蹰与观望，想来心里也相当冲突。
我父亲当时一直劝母亲不用为生活家计烦恼，他会抚养这个孩子长大直至“出头天”(台语，出人头地)的，可是爸爸那时只是一个小公务员，微薄的薪水，又必须抚养一大堆孩子，所以，为了贴补家用，父亲于是开始兼差，白天在气象台上班，晚上则拉黄包车。在那年代，台湾才光复，那时尚无三轮车，只有人力拉的黄包车。黄包车若是在平路上行走还不打紧，倘若遇到爬坡就很累人，尤其是拉着黄包车下坡，那更是一件绝顶累人的工作。也因为如此操劳过度，父亲得了肺病，所以在他五十七岁左右那年就撒手西归了。父亲过逝，而我那时才四岁，那还是虚岁，若换算成实岁，应该才三岁左右，我就失去慈父附及，孔子也是三岁失怙。父亲刚过逝的时候，我还记得，母亲曾问我说:“现在没爸爸了，你要靠谁呢?”我回答说:“我靠哥哥!”而且那时虽然才三岁，我却会趴在棺材上哭泣。
在我出生后不久，我母亲也依一般人的作法，去请算命仙帮我排流年，那算命仙对母亲说:“这小孩很会读书，将来妳要靠他。”可是我一直很怀疑这句话。老实说，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很聪明，反而总觉得自己很笨，虽然长大后读了很多书，但我一直觉得我不算是很聪明、很会读书的那种类型的人。排流年的人还对我妈说:“这孩子很聪明、很会读书，妳要靠他，而妳会活到七十二岁。”由于父亲过逝了，所以整个生活家计的重担完全落在母亲身上，那时我母亲为人洗衣兼养猪以糊口度日。

第三节孩提时代掠影
当我年渐长大，八岁时母亲带我入学因为户口登记生日是年底十二月，所以入学必须在下一年度。那时母亲为了增进家用，除了为人洗衣外，还开始养猪作为贴补，而我二哥、三哥则踩三轮车维生。有时为了要见我们老师，母亲就会踩着三轮车去顺便送我上学;路上遇到同学，她也会顺便一起载他们到学校，不像你们现在是开车或骑摩托车，我那时偶而能搭三轮车上学。
母亲因为养猪的关系，所以每天清晨必须到城中区衡阳街的一家餐馆收厨余，这家餐馆叫“三六九”，在新公园前面，这家店现在还在。我母亲每天都会到那里去收取厨余。我孩提时代未入学前，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跟随母亲进台北城去，收厨余。我长大后学佛才知道，其实我母亲养猪，依佛法来看并非正业，养猪卖猪，因此种下日后的不良因果:后来我大哥要娶我大嫂，是我妈卖了两批猪的钱去付的:年头卖一批去订婚;年尾再卖一批以完婚。我大哥虽做木匠，但很不顾家，长年流浪在外，赚钱也未曾拿回来帮助家用，本身也无分文积蓄，到了要讨老婆了，才回来吵母亲。我母亲就是心太软，虽然他不孝顺，家里穷，但还是为他筹措婚事，完全担下来。我大嫂在婚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就问我妈:“那些新锅、新鼎，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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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和(我大哥名字)买的?”分得很清楚，而且婚后七十五天就与我们分(分爨)了。他们夫妻俩虽与我们同住，并未分家，在同一个屋檐下，共用一个厨房:他们住“公家”的，但煮饭却分开煮，夫妻俩人煮完饭菜后，自行端到他们房间内吃，既不奉养母亲，也毫不顾及家中幼小的弟妹，实在很不孝、不义，此事冥冥之中，恐怕与母亲养猪娶媳的因果有关。
父亲过逝后，我家搬到国都戏院后面，在南昌街的后面、和平西路一段、牯岭街底。那时，母亲帮人家洗衣服，她后来跟我说，她本来可以到工厂作事，但工厂的时间是固定的，家里孩子又多，所以为了兼顾家计及生活照应，母亲就选择帮人家洗衣服，因为这在时间上较有弹性。那时母亲都是到南昌街一带，帮一些店家洗衣服。我小学时很苦:有时母亲一大早天未亮就出门去帮人洗衣服，常常都忙到天黑了，才回家。
孩提时代的我，常常跟我四姐吵架、打架，有一天我跟我四姐打架，虽然她大我三岁，但因她是女生，所以通常我都打赢，但后来却都反赢为输。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四姐与我打架中，她都会大声喊叫说:“阿母啊!建泰打我啦!”经她这么一喊，通常我就要挨骂，母亲不会因为我是家中的老么，就特别疼我、宠我，所以每次与四姐的打架，都是“反胜为败”。更可恶的是:几乎每次都是她先偷打我一下，然后跑给我追，等我追到她要捶她时，她便大叫了。她一叫，我妈出来一看，果然是我要打她，于是便骂我，我则百口莫辩。
还记得，有一天天色已晚，忽下大雷雨，我跟四姐两个人靠在窗边哭泣，口里同时喊着:“阿母啊!妳赶快回来，煮稀饭给我们吃呀!”彼时彼景，毕生难忘。
我读小学时，因为妈妈白天都不在，所以也无人照料，尤其是读下午班的时候，因为没人煮午餐给我吃，妈妈就会给我一块钱，我拿着钱就到南昌街做大面的那家店里去买面裹腹。那时一斤面约八毛钱，所以，那时一块钱可以买一大碗的面，买回家后拌着酱油吃，这就是我的“营养午餐”。吃完午餐，然后自行到校上课，记得那时出门前也没想到要洗脸、刷牙漱口，就这样上学去了。同时，衣服也很脏，又没有皮带，所以当时常用草绳，草草绑起来权充腰带;但你们知道，草绳干了之后会断裂，而学生裤又没皮带，这下可糟了。所以回想起来，不知那日子是怎么挨过来的。
前面提到，我小学二、三年级时，因无人照料，午餐没得吃，都是到南昌街买大面回来吃。我大嫂只顾自己，煮完饭菜端到房间内吃，完全不管我有没有得吃。就这样，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这段孩提时代，懵懵懂懂的岁月中，乏人照料，也因为完全没有人督促，所以那时我十分自由，因此常常都没写功课，而因未写功课怕老师打手心，所以不敢到学校——因此，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开始逃学，一直到了四年级下学期，我渐渐懂事，五年级一开始，我突然自己主动发心要用功读书。其实那时候会逃学，都是因为没写功课的缘故，而没写功课则是因家中无人督导。有意思的是，虽然当时我未写功课，而且上课也没有好好听讲，可是我在班上的成绩排名，都未曾拿过最后一名，在全班五、六十名同学中排名总是居于中间，大概是在三十名左右。但是因为没钱，所以上课时都被老师排到第三、第四排。尤其是在五、六年级时，那位老师很乏师德，每次上课中，常会问说:“第四排的呆子懂了没有?”那时我就因为没钱参加课后补习，所以被排到第四排，因此在那位钟老师的眼中，我也变成属于那群“呆子”中的一位;坐在第四排的通常都是不升学、或成绩较差的同学;虽然我的功课并非那么差，但我仍被排在第四排。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那段期间，虽然家境很穷，但是奇怪的是，我孩提时代的童玩几乎什么都不缺，比如说，若在流行“尪仔标”纸制圆牌时，我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的圆纸牌;几乎整个书包里装的都是圆纸牌。至于流行若换成弹珠、陀螺、小塑胶像、布袋戏偶......等等都必然跟着流行而粲然大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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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很奇怪，不知为什么，我们那个年代，小孩子玩的东西居然也会有“流行”!就好像女人的时装一样，常常在改变!也不知是谁在操纵或掌控。有时老师在课堂上讲课，而我则会在下面演布袋戏给小朋友看;也常常当孩子王，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在四年级下学期要升五年级时突然有一天，我对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长大了，我不再玩这些了。”我那时开始对自己宣布“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不论是圆纸牌、陀螺、塑胶像......这些孩提时代爱不释手的童玩，通通不再玩了!老实说，虽然那一段时期中我身边一直有很多那些童玩，但是我每赌必输;可是很可笑的是，当我决定不再玩这些童玩时，我竟大赢一场，我家屋里一整面墙上都挂满了我最后的“战利品”，一直挂到后来线腐朽断了，掉到地上，我才一件一件地拿去丢掉。
前面提到，我在小学一到四年级时，因为家中白天无长上督导，所以经常未写功课，甚至因而逃学，以逃避老师的责打。我母亲个儿虽小，但嗓门却挺大，有时她找不到我，要喊我回家写功课，就会双手叉着腰，上身向后微仰，拉开嗓子，大声喊着:“建泰啊!回来写字哟!”。每次她在街头一喊，连街尾都可听得到，整条街都在她喊声的含盖范围中。然后到了国小四年下学期结束，将要升五年级时，我不知为何，突然觉醒。似乎冥冥中，命运

与业力牵引着我要朝努力读书的方向走。我那一发心、发愿之后，便自然而然地不再贪爱那些童玩，也不再贪玩任何游戏，而且觉得那些圆纸牌等......都是小孩子玩的，是很幼稚的玩意儿。于是，有一天我忽然正经八百地向我母亲宣言说:“阿母啊!从今天起，妳不用再喊我回家写字了——我自己会写!”。结果就真的是这样子，小学四年下学期结束，开始下定决心读书，以古人的说法而言，就是“折节向学”。升到五年级后，我每次见到那些童年时代的玩伴，有些都已念到初中了，还在玩那些童玩，我就心下暗自评道:“你们这些长不大的孩子!”
那时因为还没有“国中”义务教育，小学升初中是要用考的，升学压力是很大的，因为考生多，学校很少，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学校对于要升学的五年级生就开始举行“模拟考试”了。非常怪异的是:虽然我“混了”四年，没什么读书，可是五年级一开始，每次的模拟考，我都有上榜。为什么都能上榜，我实在不是很清楚。模拟考试上榜的人分为两榜:省立初中或市立初中;我至少都能上“市中”的榜。
等到我升上六年级时，妈妈早已为我的未来打算好了。当时她已经和南昌街的一位老板讲好了，等我小学一毕业后就送我到老板那儿当修理马达的学徒修理马达的师傅俗称“黑手”，当时母亲都已经跟老板约定好了:“等建泰国小毕业后，马上就去他那里当学徒。”我知道这件事后，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本愿”。在六年级下学期，学校开始要大家报考之前，有一天我一个人独自躺在床上流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当时这么对自己说:“我这辈子除了读书以外，我还想做什么呢?我只想读书!”于是我便使了一个小计策，我对母亲说:“阿母啊!我小学快毕业了，要当黑手。不过别人都在考初中，我也想去考考看——没关系啦!报名费才十五元而已;若考不上就算了;若考上了，我不去念，别人问起时，妳就可以对他们说:『我们家建泰是考上而选择不去读的，又不是考不上才不读。』当时左邻右舍都劝母亲说:“就让他考考看吧!考个经验也好。”所以当时我就顺利地参加初中联考——结果却考取了，不但考取，而且是考上第二志愿的省立师大附中。我们那条街有几个考生，其中一个考上市立成渊中学，那位同学的功课一向比我还要好，但他却只考上市立中学;街的另一头，也有一个我原来不太熟的同校同学，他也是考上师大附中;除此之外，其他邻居同学都落榜，我能考上附中，真是“跌破大家眼镜”(台语，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让大家大吃一惊)。等放榜得知录取后，对于母亲，我都不讲什么话，就让邻居主动去帮我讲，他们都对我母亲说:“初中那么难考，大家都拚了命去考，也未必都能考上，妳们家建泰能考上师大附中，这么好的学校，妳就让他去读罢!”大家都一直主动苦劝我母亲能让我继续升学，最后母亲终于被说动了，于是就让我继续升学，这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捩之一点。我母亲最后说:“好吧!我勤劳打拚些，多洗些衣服让你继续念书。”于是我就如愿地到师大附中就读。
第四节青少年期记略
当时小学毕业考初中联考时，国语不用说，数学我就考了九十八分，只错一题。后来初中毕业后，直升师大附中高中部，然后升上高中以后就开始发挥我一些不太平常的才具。我后来回忆自己的高中生涯，颇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同时参与那么多种全校性的活动。
我高二的时候就参加师大附中足球班队，接着成为师大附中足球校队，并在“全省高中杯足球赛”中获得冠军，那次是破了师大附中足球队的纪录，首次打败蝉连多年冠军的建国中学足球队，以及实力坚强的劲敌花莲中学足球队。在那次的比赛中，那两队都被我们打败了，勇夺全省冠军宝座。当时参谋总长高魁元上将还特地在大餐馆摆了一桌酒席，庆贺我们这支胜利的队伍。然后球队的每个队员都领了一个刻镂着“参谋总长高魁元上将赠”的金牌，这是何等的荣耀!
我在运动上的锋芒，一直延烧到进大学。当年在念师大英语系时，参加该系足球队，那年师大英语系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全校冠军，因为师大英语系通常都是阴盛阳衰，女生多男生少;而那一年我和几个香港侨生，还有系上另两名台湾男生，共组成系足球队。那一队还不错，第一次开战就得到全校冠军，这也是破天荒，头一遭，打破本系的纪录，过去甚至连入围都没有过，遑论拿全校冠军。
我在高一下学期就获音乐老师选拔加入“师大附中合唱团”，我唱男高音部，我原本要跟那位柳逸群老师学声乐，可是她不收，因为我没钱缴学费。另外有一位同班同学跟柳老师学声乐他家在景美开大工厂，非常有钱但其实他唱得比我差。讲到唱歌，我则是到了初二时，才发现我有唱歌的天赋。初二时，有一次童子军课露营活动的营火晚会上，老师规定每队都要提出一项表演，但我所属的那一队却没人要表演，而同学们却在晚会进行之中，突然把我推出去，目的是要看我的笑话。结果我就真的唱了一支猫王·普里斯莱(ElvisPresley)十分风靡的歌，歌名叫WoodenHeart(木偶之心)，那首歌就变成我的Debut(处女秀)。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有音乐方面的天份。打从

那时起，我就经常“登台表演”!各种场合，不论是班上同学会、或其他聚会，或是师大附中每年的校庆晚会，我都会上台“演唱”。那时校庆晚会都在大礼堂举办，这大礼堂后来改成了体育馆。当时我都是唱英文歌，记得当年还有一支热门乐队band帮我伴奏。
高二下学期我加入了“师大附中口琴队”。那年刚好遇到国父百年诞辰，学校就安排到国父纪念馆跟北一女中口琴队合奏“汉宫秋月”等好几首曲子。我口琴吹得也是到了还可以上台表演独奏的程度，自从学会了口琴以后，也常常上台表演口琴独奏。我吹口琴单支可以用舌头伴奏打拍子，甚至能演奏萧邦的小夜曲、风流寡妇等等古典乐曲。
除了在运动及歌唱、演奏方面开始展露长才外，我对英语、文学及写作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师大附中设有“英语会话班”，我在高二时加入，并当了会话班的班长，学校当时特地聘请一位美国老师来教。接着，我又担任了“师大附中文园社”的社长。讲到写作，我是从初二下学期起就开始写“新诗”。为什么想要写新诗呢?因为我那时在单恋邻居的一位女孩子。所以此“少年维特的烦恼”，无以渲泄思慕之情，只好用诗词来倾诉。也因此缘，所以我自那时候起，就开始接触文艺;并在高二时加入“中国青年写作学会”，经常到救国团去与文友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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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延请名作家前来讲课。我当“文园社”社长时，也邀请了多位名人来校演讲，诸如:余光中、罗兰夫人，以及司马中原等高知名度的作家，都在邀请之列。也因为广泛接触，写作技巧不断琢磨增进;然后也开始写小说、写诗，都有些成绩，常常投稿，赚了一些稿费。后来大学进了师大英语系，系上有个“读书会”，他们请我当名誉会长，由我指导大家如何读书;我当时即以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处女地”等名著作了一系列导读赏析的演说。
大学毕业后我就分发到屏东试教，教书一学期后报考研究所，结果初尝到落榜，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因我在读大学时一向英文底子很好，且除了在高中曾担任英语会话班班长外，大学时代也曾参加英诗朗颂比赛得第二名;参加英语小说即席写作比赛，当场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亦得第二奖......研究所没考取，接着就去服兵役了。服完兵役后，当时曾一度想过，既然研究所没上榜，我就改行去做贸易吧!但后来想想，做生意我虽然可以做，但与我真正的本性不合，所以后来还是决定走学术的路，继续考研究所。既然方向已定，接着便找大学的老师帮我找到台北的光仁中学去教书，一年后再转到北二女(即现在之中山女高)教英文，于是边教书边准备报考研究所事宜。
经检讨上次惨遭滑铁卢的原因，在于我将研究所考试当成是在做学问的准备，当时单纯的想法是认为:研究所既然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即应是为了当学者而铺路的，所以第一次的准备方向纯粹是“打好研究基础”的思惟，于是从头来过:由最基础的文法、修辞、翻译、诗、散文、小说、戏剧等，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去准备，然而不幸考试却都不这么考，所以准备方向错了。反思检讨后，重考时这次就不一样了，我完全改弦易辙，纯以“考试导向”的思维来准备，因此我也跟大家一样，去找考古题来看，并将这些考古题背得滚瓜烂熟这种现实、浅薄的作法本来是我所瞧不起的，但无奈“人在矮檐中，不得不低头”，只得向现实妥协。，如是准备应考的结果，重考时便一口气考取北部所有的五间外文研究所，挥出全垒打。其中辅仁及淡江还是考上榜首，当时联合报的记者戎抚天等三人还来采访我，接着中广公司也请我去作专访。
我是在教中山女高时考取五所研究所的，然后选择了台大研究所，就读了一年;接着又申请赴美留学而得到美国三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其中一所大学还提供给我特别研究员的全额奖学金(Fellowship)，那是很难得的，通常都不给硕士生的，那fellow是很高的头衔与荣耀，除免学杂费外，并有生活费可领，而且完全不用工作;因为通常留学生能拿到的奖学金都要当助教的，而拿到fellowship研究员则是一切奖学金中最高、最好的，是所有学者不只
是留学生梦寐以求的殊荣，我申请到这份奖学金后，就到美国德州华斯堡(FortWorth)的克里斯汀大学直攻博士学位。华斯堡在达拉斯市附近，我修完学分就开始写论文，但因为那时跟指导教授没搞好，他不喜欢我，而我也不怎么喜欢他。那时学校举办英诗创作比赛，我开夜车于一个晚上之内写就了一首三百多行的长诗参赛，获得了全校第二名;因为我曾用心钻研过英诗格律，已十分通达彼道，所以我这首诗是依英诗正规的格律写成的。
第五节始修佛法，幡然舍俗
学分修完后，学校政策改变，研究员也必须工作，于是边写论文、边在校内工作，且兼职休士顿华商报的记者及专栏作家。后来由于当记者的因缘，而接触一位台湾去的女留学生，她借给我一些佛书，于是我再度阅读佛学的书。虽然以前曾接触过佛教方面的书籍，但以前之所以看佛书则是因为我打从高中时代起就已立志要成为哲学家，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很笨的一件事。先前为什么想要成为哲学家呢?因为我当时认为哲学家最伟大“哲学”之义为“爱智之学”;而哲学家则是研究智慧的人而且我要成为像胡适那样的哲学家。其实胡适不能算是哲学家。胡适是什么家呢?胡适可说不属什么家，因为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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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范畴中，都缺乏能“成一家之言”的作品。在文学上，他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倒有不少关于文学考据的东西;在哲学上，他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作品，确有一些哲学评论的东西。因此以文学而论，他不能算是文学家;以哲学而论，他也不是哲学家。他或许可说是一位考据家，不过他确实很擅长写通俗文章，颇能打动年轻人的心。以前我之所以很崇拜他，那是由于认识不够清楚。我跟几个要好同学迷他迷到什么程度呢?我读高中的时候，每年都要到胡适墓园参拜一次，然后在参拜时，我们昵称他为“胡大哥”，你看简直傻到不像话。由于那个时期立志要研究哲学，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接触一些佛教的书籍;因为佛学，尤其是禅宗，在中国哲学里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要成为哲学家就必须要研究佛学，其学识与理论才不会有所缺憾。所以我才会从高中时代起，就开始涉猎一些有关佛学方面的书籍。诸如:张起钧教授写的禅学、中国禅宗史等等，但基本上那些都是属于学者所写的佛学研究。我在高中、大学时代，就将台大一位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名教授吴康所写的两巨册“哲学大纲”看了好几遍，现在一般人大概无法看懂，因为他的行文有点文言，但我当时详读好几遍，很喜欢，还有很多哲学方面的著作，也多方涉猎，同时也看很多佛教方面的东西。在高二时，我所接触的佛经主要是心经、阿弥陀经等。当时虽也背心经，但其实那时候都是将佛学当作一般的学问来研究，这种看佛书的心态一直要到赴美以后，由于一边打工，一边写论文，在异乡求生活、兼顾学业的双重压力之下，心中苦闷无法宣泄。在那种情况下，因缘成熟了，以前读佛经时并非不解其义或似懂非懂，虽然都看得懂，但对佛法或佛经却没有深切的感觉，也未产生更深一层探索的欲望，是故其研读也无法产生与生命合而为一之感知。
或许因缘成熟的关系，在美国再度接触佛经时，便犹如触电一般，看了佛经不但都有感觉，而且能一看就懂。那时在美国攻读学位时，当我学分修完时，Fellowship没有了，因为校方政策改变而取消研究员奖学金(Fellowship)，而改成一般助教奖学金(Assistantship)，后来连Assistantship也没有了，所以只好白天去打一些工，再去修一些语言方面的学分，如法文、德文及拉丁文。因为那时我准备直攻博士，而校方规定博士班学生至少必须要懂三种外国语言，中、英文都不算在内，所以我就选修法文、德文及拉丁文，虽然这三科的成绩我都得了A，但那时人在异地他乡，内心很苦闷;而奖学金没有着落了，必须半工半读，心里的苦闷实难以言喻。所以当时再读佛经，便犹如电光石火一般，不但立刻懂得那些道理，而且非常“有感觉”，不但“有感觉”，还每次都法喜充满。因此，那时我通常是白天打工、上课、写论文，而到了夜晚，则开夜车看佛经，常常都读到天亮。然而夜读佛经并非是我故意要通宵熬夜看经，而是每次一开卷便欲罢不能，往往一看就是一整夜。通常我看经都是盘着腿看，坐在地板上，一张矮桌摆前面，就这样盘着腿看佛经。
有一次半夜，我在看黄蘗大师的传心法要，看到宛陵录那一部分，有人问说:“如何发菩提心?”黄蘗大师答:“你但发无所得心，便是发菩提心。”看到这个地方，忽然间心即悟了，接着产生极大法喜，此大法喜七日七夜不散，七日七夜中没有一分钟是中断的。在这七日七夜中，我心中完全没有烦恼;但白天仍照常生活，我也没跟我的同修讲，她完全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对任何人都没讲这是依历代祖师教诫:自己修行的境界，自己知道，莫与人道!。七日七夜照样地上班、上学、读书、写论文，但心里则充满了一片法喜，一点点烦恼都没有，一点点尘劳、杂念都没有，内心一片清净、光明。
我是在一九七九年赴美留学的，然后就在赴美的第三年，亦即在一九八一年的有一天，夜读法华经得殊胜解。因为在我刚开始用功学时，认识的佛教中人不多、资料很少，所以开始接触到的佛书，很多是属于小乘教的。再加上因为半工半读经济压迫等等心里苦闷，要寻求解脱出路，所以当我再度接触到这些小乘佛书，几乎可说是饥不择食地非常精进用功地修习，但也颇有收获与心得，直

到后来夜读法华经以后，才有了巨大的转变，那时才猛然醒知以前所学的小乘教皆是不究竟，尤其是那一夜看到深夜，读到法华经的“化城譬喻品”时，恍然大悟，忽觉有如天华乱坠，天旋地转。原来如此!诸佛出世的本怀，都为令众生皆能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希望众生皆能成佛!而诸二乘教法，只如化城，但为令根小智浅者暂时止息，以备前趋无上菩提道!当时我整个人好像进入欢喜地一般，用英文讲就是狂喜(Ecstasy)，那种狂喜的程度无法抑制。于是我便开着车到乡间渺无人迹的小路(countryroad)四处闲逛，以松懈那狂喜所产生的极大冲击。从那时起我便决定大乘，究竟一乘。声闻、缘觉等小乘教绝对不可教人学，虽然修菩萨道于彼也必须修习通达，但知道、而且确定那并非学佛的最终目的，那只是中途休息之“化城”而已
有如高速公路沿途的“休息站”。然后，又有一阵子我在夜里看六祖坛经，到了白天
打工时，为了拿些东西，行来走去时，心里都在思惟经上所说佛法义理，偶有心得，便将之写在一些小纸头上。有一次老板看到我在纸条上写字，随即走来问道:“你在写什么?”我当时回答他:“我在写小说。”有一天，我正在边走边念着六祖坛经上那一段“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于是，我忽然就悟了什么叫“本性”。从那时以后，所有关于真如本性的经论，

没有不通达的。附带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将这几部重要佛经都翻译成英文的原因:为了报答佛与祖师的深恩，我目前正在翻译法华经，同样也是为了报恩。[按:法华经已于2011年翻译圆满。]
经过以上这些心境的转变与增进之后，上次曾提过，我在打坐时身体产生的八触现象，大部分就是在这段时期产生的。其后，我为了更进一步修学佛法，想与一些同道切磋，所以到处打听我住的登屯镇(Denton)附近有没有佛学团体，结果纽约大觉寺有一位李居士告诉我，达拉斯市有一个佛学团体。于是我便到达拉斯去找他们。那时候“学佛社”尚未成立，只是大约七、八个留学生定期聚在一位K居士家讨论佛法。我原本是抱着去学习的心态，结果大家一起讨论过几次之后，发现那样漫无边际、缺乏系统的讨论方式不太对，才在某一个因缘下，由大家推荐我正式讲经，同时在我的积极推动下，向当地政府申请立案，由我草拟章程，正式成立“达拉斯学佛社”，由学佛社当时聚会所在的屋主K居士当社长，我及另一位T居士当执行秘书，因为那时我负责讲经，我不太想参与行政工作，所以对我而言，那也只是挂个头衔而已。当初我去这个团体，也是跟大伙在一起读经、讨论，但很奇怪的是，同样是在读经书、看同一本经，多数人都不解其义，有时简直是一塌糊涂，甚至出种种问题、走火入魔等情况。但回首我的学佛路，可说没有一步路是走差的(除了随顺学佛社的众缘，而学习藏密外)。这实是相当特别的事。前面说过，当初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打着主意要在那里讲六祖坛经，只因为我看六祖坛经有些心得，而且就照着那样修，对我而言，那一切都很自然，就好像喝水一般。等到去了达拉斯，在与大家交换心得时，才发现大家这里也不懂，那里也不懂，便觉很讶异，因为在我看来，应该是很容易了解的地方，结果大家都不懂。后来因缘成熟，在我讲经时，我就很有系统、有次第地开讲那部经。也是在那段期间，结识了沈家桢居士，他想要makesure(确认)看我讲得适不适当，曾要我寄头三次的讲经录音带给他，他听了以后在信上说很得体，后来并介绍我到达拉斯的卫理神学院(WesleySeminary)作一次演讲。这家神学院曾邀请美佛会派人去那里演讲，结果沈居士便推荐我去，那是一堂“比教宗教”的课程，我在那里讲了两小时的课。
我在达拉斯学佛社讲经一年多(经过了一周年庆)，不久学佛社内人事不和，我不想介入，所以就开始闭关。我闭关后，学佛社的K社长便去请某法师来;接着，学佛社为此法师申请绿卡，于是法师便在彼间长住，且成为该学佛社的导师。当时我本应离开达拉斯的，但我并未那么作，因为我坚守着大乘佛法一个原则:“不舍众生”，所以我就在达拉斯附近闭了三年关。出关之后，因达拉斯学佛社早已人事全非，所以我就在自己的住宅成立了“楞伽精舍”;之所以取名为“楞伽精舍”，是因为我在闭关的后半期注解了一部楞伽经义贯，那是我在注解佛经方面的处女作。注毕那部经时，我一直觉得我对佛法的努力，已经奉上百分之八十的贡献了，后来才发现:还早得很，我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太多，楞伽经是我注解的第一部经，同时也是佛法中最深的一部经。接着，我在“楞伽精舍”宣讲楞严经，讲了八个月之后，我就出家了。
我的出家，我把它称为“欢欢喜喜的出家”，绝非在挣扎了老半天后才出家的，或是“看破红尘而入空门”，搞得很不得了的样子;也非逃避现实或任何事;更不是情场、商场、职场失意或为了靠佛力治病等等，而是因缘具足下，欢欢喜喜地出家。当时由德州开车到田纳西，沿路一直往北走，到了加拿大，再到尼加拉瀑布(NiagaraFalls)，再往东南，直下到纽约的庄严寺出家。那年是一九八八年的七月;接着，同年年底回来台湾，在基隆海会寺受三坛大戒。
我会到庄严寺出家是有个缘由的。在我闭关结束后，一九八七年七月纽约庄严寺举办第二届的“佛学夏令营”，也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了一些现在的在家弟子某甲等。沈家桢居士请我到夏令营讲课，当时我讲的题目是“大乘信位菩萨的修行”。那时庄严寺方丈是显公老和尚(上显下明老法师)，他之前也曾到达拉斯来讲经开示过，老和尚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我在庄严寺佛学夏令营讲课时，老和尚也去听我讲了第一节。第一节下课后，我从观音殿经回廊往斋堂走时，看到老和尚跟沈居士也在回廊至斋堂的路上，倚着栏杆正在那儿聊天。当我走近时，因为我跟沈家桢居士很熟，沈居士就招呼我过去一块儿聊聊;那时显公对我方才的讲课作了一些评语，相当认可，并且说:“若换上袈裟，就是现成的法师了!”显公是当代公认的讲经大家，能够得到他的赞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的出家与一般人不太一样，我出家时大部份重要经典都看过了，一般的课诵梵呗也都会了。出家前闭过关、修过行、讲过经、注过经，是在如是诸事具备的情况下出家的，不是出家后才开始学，那样就比较辛苦了;不过一般人出家也大都是这样子:一出了家，一大堆都挤在一起同时要学，既要学课诵、又要学规矩、听经等等。
由于显公老和尚曾说了那句对我加以肯定的话之因缘，我才去庄严寺请老和尚为我剃度出家。
我在庄严寺等待剃度之前，庄严寺曾有一批洋人，跟着一位喇嘛教中出家的洋人安妮学禅坐。后来在我来之前，安妮离开了庄严寺，那些洋学生便来找我继续带领这个“英语禅坐班”。我出家后，除了继续带领这个“英语禅坐班”外，同时又开了太极拳的班。禅之甘露TheSweetDewsofCh’an、佛性三参(ThreeContemplationstowardBuddhaNature)及入不思议处(TappingtheInconceivable)这三本有关禅坐的书，就是我随堂讲的开示，录下音来，由班上学生理查·贝克沙RichardBaksa听打汇集而成。那些洋学生后来都皈依了。
我在庄严寺住了一年，然后奉调大觉寺。到大觉寺后就不再有讲经或开课的机会了。
我在大觉寺住了一年，看看实在不适合，所以就出来走自己的路了。不久就在北投跟你们这些人结了缘，这之间也到高野山去求密法，这一部分我将来应写一篇文章，或许可能是一本书吧!书名就叫做“高野山求法日记”，或叫“曼荼罗之旅”，或是“我的学密历程”。
好吧!这是我三十多年来学佛历程的简单叙述，其中有许许多多的辛酸、苦痛，这一路走来，我的学佛路，真可说是历尽千山万水。所以你们今天能够在此听到我讲经、为你们传法，你们应该感到很幸运。因为我竟然未变成“阿达”台语，痴呆，不只世俗，在佛教界亦然，那些明争暗斗，真令人难以忍受!如今已到耳顺之年，剩下的岁月，我应更努力贡献所学及所长给佛教，留传下一代。希望我能多注些经，多译些经，把主要经典，大家不易懂的全都注出来，并译成英文，用以惠泽全球所有能阅读英文的外邦人士，弘扬正法于全世界，令正法久住于世，此即我愿也。